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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敦——2008年10月初,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三周之後,我在巴黎與歐元區國家的領導人見了面。他們對這場金融危機的全球性視而不見,而是認為如果歐洲受到波及,那要歸咎於美國 ——也就是說解決危機是美國的責任。我無法說服他們,在即將違約的打包銷售的次級抵押貸款債券中,有一半被賣到了歐洲,而且實際上,歐元區銀行的槓桿化程 度比美國的銀行更高。

儘管20國集團隨後在2009年認定,需要一些規則來監管如今全球一體化的金融系統,但各國的領導人們過去五年都在 進行迴避,紛紛採取單邊行動,讓全球協調成為空話。我們已經忘了從危機中學到的最基本教訓: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解決方案。而且,由於我們沒有從上一次危機 中吸取教訓,世界各國的銀行家們正把我們推向下一次危機。

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貨幣政策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大衛·邁爾斯(David Miles)預測每七年爆發一次金融危機。他的說法可能有些誇張,但是造成2008年危機的大多數問題——過度借貸、影子銀行和不顧後果的放貸——現在仍 然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銀行規模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增加了。銀行家們仍然在巨額獎金的誘惑下不顧一切地承擔風險。與此同時,影子銀行業務——類似於銀行、但 所受監管更少的金融機構從事的投資和貸款服務,這些業務的規模已經從2008年的59萬億美元擴大到了71萬億美元。

並非只有歐洲的領導人存在這些認知盲點。亞洲和拉丁美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影子銀行業已經增長了20%。2009年之後,亞洲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速度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機構的三倍,而其資本增速僅為後者的一半。

我們已經能夠覺察出如今的借貸狀況與危機前的信貸繁榮的種種相似之處。我們看到,人們對短期資本市場的依賴與最終導致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冰島的多家銀行,以及雷曼兄弟崩潰的情況如出一轍。

儘 管人民幣的國際化為全球開啟了對華投資的新機遇,這也增加了全球經濟對中國銀行業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風險敞口。中國的信貸總額已經較2008年的9萬億美 元增加了一倍有餘,達到23萬億美元,這個增幅幾乎相當於整個美國的商業銀行業的規模。信貸在中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經突破200%,而2008年為 135%。中國的信貸增長現在比上世紀90年代之前的日本和2008年以前的美國都快,其中一半的增長來自影子銀行業。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稱,中國的企業負債與中國的年度國民收入相當。

儘管亞洲如今擁有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但與1997年印尼、泰國和韓國發生金融海嘯時不同,我們的命運全都緊密相連。如果中國的經濟放緩,由於出口減少和價格上升,亞洲其他國家將受到雙倍的打擊。他們將面臨著大蕭條般的經濟下滑。

中國的銀行體系在亞洲也許不是最脆弱的。泰國的金融機構似乎過度依賴短期的外國貸款;而在印度,10%的銀行貸款已經成為壞賬或者需要重組,印度的銀行到2018年將需要190億美元的新資本。

如 果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未來幾年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我們會不會面面相覷,互相詢問,為什麼上一次危機之後我們沒有採取行動?我們不應該只是解決自己 國家的問題,而是應該抓住機會,制定全球規則:銀行必須擁有多少資本;相對於其資本規模,放貸規模能有多大;以及它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披露負債狀況。

美 國監管機構已經批准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突顯了我們在2008年危機後的反應中最初的魄力,以及最終的脆弱。沃爾克規則是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Dodd-Frank)金融改革 法的組成部分,它禁止吸納存款的美國銀行參與短期的自營交易。但是這類操作在歐洲仍被允許。拉美和亞洲的監管則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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